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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李先念在武汉连推三次调令，毛主席最后把话撂重了。
中南海办公室里，桌上摊着文件，毛主席看着眼前的财经摊子，脸色沉下来。
国家要搞建设，钱袋子不能没人管。
陈云、邓小平都去劝过，李先念还是摇头。
他不是拿架子，是心里没底。
他从湖北来，干过仗，管过地方，可真要到北京接财政部部长，手里攥的是全国账本。
李先念早年在湖北黄安长大，少年时学木工，后来参加黄麻起义，走上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鄂豫边区带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湖北主持工作。
武汉的办公桌上，他熟的是地方账、粮食、物价、干部来信。
可北京那本账，不一样。
一九五四年前后，大区机构调整，中央需要重新理顺财经工作。
薄一波、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也有变化，财政部这副担子，必须有人接。
陈云把李先念的名字提了出来。
理由很简单：他在中南和湖北抓过财经，办事稳，肯下去看实际。
邓小平先找他谈，话说得实在：财政不是只靠书本，关键还得会办事。
李先念听完，还是推。
他把难处摆在桌面上：自己文化低，不是科班出身，湖北工作也还没完全放下。
陈云再劝，他还是那句话：怕干不好。
三回劝说，三回推辞。
毛主席只好亲自找他谈。
中南海的门推开，李先念走进去，衣着朴素，坐下后仍旧说自己干不了。
毛主席严肃又带着几分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好了。
这句话一落地，屋里安静了。
李先念心里明白，主席说“找别人”，不是随口吓他。
宋子文、孔祥熙都曾长期经手旧中国财政。
新中国的钱袋子，怎么能让旧人物来管。
李先念沉了片刻，终于点头。
“行，我干。
”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任命李先念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可点头只是开始。
到财政部后，他把熟悉财经工作的同志调到身边，一张张报表看，一项项预算问。
有人后来回忆，他不耻下问，向内行学，很快掌握了大量财经知识。
从“本领恐慌”到能挑大梁，中间没有捷径。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那个曾经推辞三次的人，站到了全国财政账本前。
往后多年，他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
二十多年里，财政部办公室的灯常常亮着，桌上摊着报表，旁边放着铅笔和批件。
李先念低头看账，一笔一笔往下核。
当年中南海那句“你不来我可找别人了”，最后把一个不敢接账本的人，推成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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